第三节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先哲先贤群星闪烁，名著典籍浩如烟海，我们只能取其部分精华，以收一斑窥豹之效。
     一、天时，地利，人和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家医院，都希望并力争有的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以利于该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祖先，将组织的环境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
    《淮南子•主术训》中指出：“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 即只有顺应时势，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恰当地使用人力才能成就事业，巩固政权。
    天和地，反映了外部环境。《孙子兵法•地形篇》指出：“知天知地，胜乃万穷，”可见正确地判断外部环境之重要。“天”主要指时势，世势，即历史发展的趋势，顺其势则昌，逆其势则亡。所以应“因时立政”（苏辙《乞裁损浮费札子》），“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管子•霸言〉）领导者善于谋划，不如顺应时势，容易成功。
     在中国古代，长期依赖农业生产，因此，“地”的内容以土地为主。建立合理的土地制度成为经济繁荣的首要前提，〈管子•乘马〉中指出：“地者，政之本也，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调和，则政不可正也。”管仲把土地制度提高到“政之本”的高度，一个良好的经济制度，才能保证政治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一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中，“人和”处在关键地位。自古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论语•学而》中指出：“礼之用，和为贵”。《荀子•强国》中指出：“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他将人和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爱民”，爱你的下属；另一个是“好士”，即尊重人才，重用人才、爱惜人才。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管理理念，也是“人和”的理论基础。《贞观政要！行幸，魏征》中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领导者群众之间关系，历代政治家所遵从。将相和”、“君臣和”是在管理层面的“人和”。“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苏辙《观案》）指出领导层次的良好合作与和谐，是解决天下事的重要环节。
     二、修身，齐家，治国
     领导者的素质与组织的兴衰关系甚大，中国古代先贤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礼记•大学》中指出：“物格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著名的“外长齐治平”理论。领导者具有高度的道德和知识素养，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哀公问》中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论语•为政》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从领导者示范作用的角度，论述其自身修养的重要性。
     领导者的自身修养从何做起呢？“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苏轼《司马温公行状》）从在家庭中尊老敬老做起，关心和爱护别人，养成利他和无私的品德。成就任何宏大的事业，都靠“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宋•苏辙《新论中》）。            在领导者自身修养中，如何战胜外界的诱惑，战胜自身的弱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君子谋道不谋富。”（柳宗元《吏商》）“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安于清贫，战胜物质上的诱惑，是领导者应有的道德境界。“俭节则倡，淫佚则亡。”（《墨子•辞过》）领导者应以节俭为荣，以奢侈、淫逸为耻。“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韩非子•十过》）高度概括了沉重的历史教训。“防意如防城，胜惑即胜敌”。洪仁玕在其名著《资政新篇》中的这句名言，浸透了太平天国后期许多起义将士的鲜血，值得每个领导者自戒。
    三、穷究事理，先谋后事
    决策是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如何确保决策正确是管理学的重要课题。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意林》引《太公金匮》）是说应谋划在先，行动在后，才能确保成功，反之则事必败。“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欧阳修〈相州尽锦堂记〉）指的就是高级领导者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的大将风度。“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井中，则不能烛十步矣。”（〈尸子卷上•明堂〉）讲的是领导者应高瞻远瞩，而不能鼠目寸光。“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苏轼〈策别十八〉）讲的是领导者战略决策、战术决策之区别，长期发展战略与近期计划的区别。“事无巨细，毕陈于前。若网在纲，振之则举，驰则尽废。”（苏辙《孙览河北远副除右司郎官》）指出决策者应抓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张，作出正确决策。“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四〉）讲的是决策者应注意搜集实施的反馈信息及时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甚至于重新进行决策。
    四、刚柔并济，德刑并用
     如何进行管理？如何使下属跟从？如何规范部下的行为？如何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根本的管理理念方面，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概括起来，叫做恩威并重、宽猛相济、刚柔并济、德刑并用。
    孔子把治国方略概括为“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即用法教引导人民，用礼节和制度约束人民的行为，则人民既有纪律、守秩序，又有道德，知荣辱。
 《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着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即提倡将宽与猛两手互为补充，使宽猛有度，则政治和谐，管理有序。苏轼在《张世矩再任镇戎军》一文中指出：“威与信并行，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规范功能相结合。           在武侯祠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能攻心，即反侧自消，自古之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三思。”（清人赵藩撰题）上联强调“攻心为上”，不要盲目迷信强权和暴力；下联则强调“审时度势”，不要造成宽严悖误的被动局面。刚与柔、宽与严、德与刑、硬与软，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将二者结合好，关键看当时的内外环境，因此“度势”是管理的前提。领导者应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认清时势，乘势而上，才能使宽严有度，刚柔相济，取得事半功倍的管理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