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勤俭传统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黄河，狂暴的河；黄土，贫瘠的土。在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里孕育的中华民族，依靠自己的勤劳和节俭，争生存求发展。自古以来，我们民族就以勤俭为大德奢侈为大恶，主张“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尚书》）。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诗中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种克勤克俭的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得到了最充分的弘扬，发展为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精神，在鞍钢、大庆、一汽、二汽、首钢、攀钢等大型骨干企业的企业文化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几年，一些企业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在生产经营上不千方百计地顽强拼搏，却热衷于倒买倒卖，发不义之财，并且大吃大喝，公费旅游，住高级宾馆，坐豪华轿车……这种奢侈之风成为企业和社会的一种公害。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恢复和发扬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企业文化传统。近年来，许多企业正式认定“勤奋”、“俭朴”、“艰苦奋斗”、“艰苦创业”为企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如天津市无缝钢管厂，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进一步发扬了“一支管，一度电，一滴水，一块砖”的“过日子精神”，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七．廉洁意识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总是把官吏划分为清官与贪官，颂扬廉洁公正的清官，贬斥腐败昏庸的贪官。这种廉洁意识进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只要清除掉此话中以官治民的消极一面，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廉洁公正意识的历史价值。这种廉洁意识，在社会主义时代，与为人民服务思想相结合，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公仆意识，注入到企业文化的传统之中。南京无线电厂对各级管理干部提出“三不重”、“四不争”、“五精神”的要求其中四不争——“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功，不争权”，集中体现出廉洁奉公的公仆的意识。针对当前社会上请客送礼、行贿受赂、以权谋私等腐败之风，迫切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提倡廉洁意识。郑州保险公司为此制定了“八公开”、“十不准”的廉政措施，设立了举报电话和举报中心，使廉洁意识得到强化，成为全公司职工和干部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确实是明智和远见之举。
    八．家庭观念
    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传统相反，我国意识形态的传统是家庭观念。子从父，妻从夫，兄弟友爱，姐妹互助，这种家庭观念既包含有整体感、骨肉情，又包含有家长意识和服从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家庭观念推而广之，渗透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皇帝叫“万岁爷”，官吏叫“父母官”，徒弟奉师严守“师徒如父子”的古训，百姓呼众人常用“父老兄弟”的惯语。在企业里，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往往藉助于家庭观念的中介，以“爱厂如家”的形式表现出来。从鞍钢５０年代的“孟泰精神”，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８０年代的“白云山精神；从广州第一橡胶厂“志在改革齐进取，爱厂如家当主人”的企业精神，到蛇口中国龙杯饮料有限公司“以公司为家”的感情管理，可以看出“爱厂如家”是企业凝聚力的源泉。它一方面意味着工厂像家庭一样温暖，领导像父母一样可亲可信，同事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友爱；另一方面意味着职工对工厂像对家庭一样关心爱护，与之融为一体，休戚与共，心甘情愿地为振兴企业而出谋划策和忘我劳动。应该说，这是我国企业文化内容中又一个独具特色的优势文化。
    当然，家庭观念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企业领导者的家长意识和职工的盲目服从意识。它不利于企业内部民主管理制度的完善和落实，也不利于企业主要负责人与职工之间的平等沟通，往往造成命令主义的倾向，导致独断专行的恶果。在某些企业中，企业负责人的家长制作风，已经成为挫伤职工积极性的主要问题，这乃是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消极恶性膨胀使然，应该引起企业经营者们足够的注意。
    九．任人唯贤
    由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影响，以及中国长期文官统治的历史，自古十分重视人事。“知人善任”历来被认为是“治国平天下”的必备才能。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十分丰富，成为我国管理文化的重要历史遗产，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任人唯贤”。
    我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用人路线——“任人唯亲”和“任人唯贤”。尽管剥削阶级的本性使历史统治者难免掉进“任人唯亲”的泥坑，但从总体上后，大凡有成就的英明君主及其谋士，总是倡导“任人唯贤”路线的。〈韩非子〉中提出“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拨于卒伍”，主张任用有实践经验和成绩突出的人才，并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者也。”“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用这种赏罚分明、循名责实的办法，造成任人唯贤的开明局面。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指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为官设人者治，为人设官者乱”，“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是“任人唯贤”思想最形象的注解。
    尽管“贤”的标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但“任人唯贤的人事思想，的确是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在社会主义时代，“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在改革开放潮流推动下，企业有各级主要干部的选拨任用上，普遍试用“招聘制”，变过去上级来任命的“相马”方式为应聘者平等竞争的“赛马”方式，这是“任人唯贤”路线在当代最新发展。在青岛海尔公司，把企业变成了“赛马场”，赛马场上选良驹，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走上名级领导岗位，该企业管理干部的平均年龄才２６岁，这是海尔充满活力的重要组织保证。
    不可否认，拉关系、堆山头，搞裙带组合、变“招聘”为“招亲”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这是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实课题，必须花大气力加以解决。
     十．辩论思绪
    龙的子孙在几千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中，总结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深刻启示，逐渐形成了朴素的辩证思想方法这在《老子》、《易传》、《孙子兵法》等典籍中有集中的表现。
     我国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首先表现在整体观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维上的重大差别是：中国人习惯于从整体到个体，从个体角度审视和对待整体。比如在信封上写地址，中国人的顺序是国家、城市、区、街道、门牌号码；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书写顺序则恰恰相反。中国画以“写意”为主，即注重整体意味的把握，并不注重细节的真实；而西洋画则以“写实”为主（当然，印象画派等现代画另当别论）。再如，西医以人体解剖为基础，强调对症治疗；而中医则从人体的整体上进行分析，强调辨症治疗。这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在企业文化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中国人的企业习惯于从国家和企业的总体上去考虑问题，包括个人的进退升降。工作需要、国家需要、全局需要远远重于个人需要，十分有利于形成拼搏、奉献、团结、爱厂如家的优良企业文化。这与西方企业中个人主义价值观相比，具有突出的优势，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忽视个人的正当利益和要求，容易压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国朴素的辩证思想方法，还表现在转化观上。“物极必反”、“相反相成”思想，在两千年前就已形成普遍用于战争、政治斗争和经商活动中。《老子》中“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噪”的后发制人思想；“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的欲擒故纵方法……《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战而胜，是为上策”的战略思想；“避实而击虚”，“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应变策略；“令人以文，齐之以威”。“令民与上同意”的带兵原则；“千军易找，一将难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的人事哲学；以及三十六计的具体谋略……这些充满着对立面转化辩证思想的文化遗产，如今不仅成为治国、治军的锐利武器，也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致胜的法宝，成为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竞争策略、经营哲学、激励方法、干部标准、厂风厂纪的思想宝库。一些企业家，把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运用在企业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例如，原来并不生产牙膏的广州软管厂，运用“乖隙插足”、“擒贼擒王”、“出其不意”、“反客为主”等竞争策略，使“洁银”牌牙膏后来居上。又如，衡水电机厂运用“反弹琵琶”的逆向思维，在管理上不断创新，取得了很好的管理绩效，都是辩证思维的具体应用。
    仅从上述10个方面不太完整的分析中，不难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博大精深，尽管其中有封建性的糟粕，但也不乏科学的精华，而后者不仅与现代化大生产并不矛盾，而且将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节丰富营养。这一点，已经为中国许多优秀企业乃至东亚四小龙和日本企业的成功实践所证明，并将继续为大批中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