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义利两全，富民强国
    中国古代先贤们，虽然大多主张重义轻利，但也有相当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将利与义并重，把二者看成是相互补充的、同等重要的方面。而这里的利主要指利国利民，它理所当然是“义”的一部分。
    苏洵在《利才义之和论》中主张：“义利利义相为用。”这里的义不能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利；这里的利，不能脱离义的轨道，应以富民强国为准则。
    苏轼在〈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中指出：“古之贤人君子，大智经营，莫不除害兴利。”明代黄宗羲在〈原君〉中更强调君王应“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怎样富民利民呢？孔子主张：“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认真严肃地管理政务，取信于民；节约开支，是真正的爱民；不误农时，发展生产，使人民致富。            〈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指出：“耻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即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赖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而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民富国强、义利两全的真谛。
    义利两全怎样具体操作？苏轼主张“用于国有节，取于民有制。”（《叶嘉传》）即节约开支，减少百姓贡担。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皇帝万言书》）即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民富国强靠的是人民，“失民而得财，明才不为。”（苏轼《上文侍中论榷盐书》）有经济效益而失去民心之事，明智的领导者断不可为。            具体而言，富民和富国的办法很多，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某种既定模式。正如著名经济家桑弘羊所说：“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盐铁论》）应该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实施正确的政策，探索和创造民富国强之路。
    六．知人善任，赏罚严明
   “为政之要，惟在使人。”（〈贞观政要•崇儒学〉）唐太宗李世民的这句名言，指出人才对管理的重要性。
    何谓人才？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王符〈潜夫论•忠贵〉）德与才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司马光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古代许多政治主张亲君子，远小人。因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            怎样识别人才？知人很难，因为人常有假象。正如诸葛亮所说：“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将苑•知人性〉）怎样去伪存真，正确识人呢？诸葛亮提出了“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将苑•知人性〉）意指，为了考察人的素质，可以人为地制造一些矛盾，在矛盾中考察他（她）。唐太宗的谋臣魏征则提出了六观法：“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乃是在人们地位、处境变化中，观察人的举止、言谈、兴趣、修养和追求，更容易反映人的本质。这些方法，至今有借鉴价值。
    知人之后如何任用？一个正确的原则是用其所长。孔子说：“无求备于一人。”（〈论语〉）汉朝东方朔有一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因此，用人最忌求全责备。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指出：“一个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委任〉）“薄于责人，而非匿其过；不苟于论人，而非求其全。”（同上）因材施用，用其所长。正如〈荀子•君道篇〉所言：“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坚持用人所长，则人人可用，各得其所，下所谓：“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唐•韩愈《送张道士》）
      用人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没有严格考核，就难分贤愚优先劣，也无法正确赏罚。《管子》中有一句名言：“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考核不加任用，不经过试用，不作为人才储备。考核为办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
    用人时还要注意，不能考核后而无赏罚，降职乃至撤职是一种重要的惩罚办法，也是使官得其人、因材施用的必然结果。因此“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后汉书•马援传》）即能上能下，能贵能贱。
    用人的另一个课题是如何激励下属，其中的关键是奖励和惩罚的实施。古代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形成了共识——必须赏罚严明。虽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韩非子》）诸葛亮具体论证了这一原则，他说：“赏罚之政，谓赏瘅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便宜十六策•常罚第十》）唐太宗李世民用最精练的语言阐述了赏罚严明的原则：“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严者咸惧。”（《贞观政要》）
    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在组织理论方面，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虽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但也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韩非子这句话区分了决策层与执行层两个组织层次：中央政府决策，地方政府执行。最高决策者十分关键——应该是“圣人”来进行决策，然后地方竞相效法、执行。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管子•明法》）管仲这句话强调统一指挥原则，不能政出二门，必须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
     要保证组织成员行为的高度统一，除了统一指挥之外，还应建立和健全制度和法律“理国守法，事须划一。”李世民这句话强调借助“法”的统一达到“事”的划一，以便治理国家的思想。这也包括明确划分上级与下级的权力和责任，各负其责，各司其职，亦即“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三国演义》第103回）
    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运作，必须有明确的议事规则，良好的正式沟通，必须坚持“公事不私议”（《礼记•曲礼下》）的原则。在议事过程中，应该让部下畅所欲言，“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贞观政要》）唐代名臣魏征说的好：“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贞观政要》）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而绝不能偏听偏信，这是组织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
    八．不谄不渎，上下同欲
    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人群所组成。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形成什么样的组织风气，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周易•系辞下》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即对领导者不谄媚，对下级要尊重，不轻侮。《庄子•山本》中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反对搞酒肉朋友，搞钱权交易，使人际关系“淡若水”，摆脱物欲的纠缠，以利于形成清正廉洁的组织风气。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进一步分析：“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交友的标准是“同道”，即有共同的主张，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而后者仅仅为了共同利益，即只求“同利”，缺乏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即君子合群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总以小集团、小帮派的利益而破坏整个组织的团结。
    为了提高组织的凝聚力，组织的领导者应该率先示范，“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欧阳修《朋党论》）“交不为利，仕不谋禄”。（稽康《卜疑》）不是为了谋取毓私利，而是为了达成组织的目标，诚心诚意地搞好团结。在共同的工作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应该有忍让，顾大局，体现出宽宏博大的胸怀。正如《尚书•君陈》中所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乃大。”两军相遇勇者胜，士气对于组织的成败至关重要。正如《尉缭子•战威》中所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士气怎样鼓起？怎样维持？一字而言：义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以百战。”（苏洵《心术》）组织的领导者应该引导部下认识到组织奋斗的崇高目标，组织为之奋斗的事业的伟大意义，激励部下“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成就伟大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整个组织成员的团结，建立在“上下同欲”的价值观基础上。这样的组织，其凝聚力是持久的，其战斗力是坚强的。正如《孙子兵法•谋攻篇》所指出的：“上下同欲者，胜。”